在经历了巨大的创伤(影响成百上千甚至上百万人的灾难)之后，许多人会患上各种形式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这一章的重点超越创伤后应激障碍。我将不研究个体对巨大创伤的反应，而是关注社会反应。社会反应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种反应是修正或启动社会/政治进程，这反映了对大规模灾难的共同心理反应。第二种是跨代传递，即受影响群体的成员将某些心理任务传递给下一代，甚至是那些灾难发生时没有出生的人，这使得最初的创伤的影响在几代人中“存活”下来。然而，在研究这两类社会反应之前，重要的是要考虑造成巨大创伤的原因，因为社会反应因灾难原因的不同而不同。

不同类型的群体创伤

       有些灾害是由自然原因造成的，如热带风暴、洪水、地震、森林火灾、火山爆发等。有些是人为的意外灾难，比如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设施的事故，它向大气中释放了大约50吨的放射性物质。有时，一位政治领袖的死亡会成为一个共同的巨大创伤，就像美国的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Wolfenstein & Kliman, 1965)和以色列的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 Erlich, 1998;Raviv等，2000)。还有一些时候，公众会认同某些人，他们的行为增强了个人和社区的自尊，而这些人的突然死亡会成为群体创伤。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发生在1986年，教师克丽斯塔•麦考利夫（Christa McAuliffe）和美国宇航员在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时遇难(Volkan, 1997)，这对美国学生来说尤其痛苦，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关注着这次发射，因为麦考利夫被当成了他们的榜样。当孩子遭受创伤时，父母也会被创伤。由于成千上万的儿童受到了挑战者号爆炸的创伤，它成为了一次群体的创伤。

         一种非常特殊的共同灾难是由于敌对团体的蓄意行动，如在种族、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冲突中。这种蓄意的灾难从2001年9月11日本.拉登发动的恐怖袭击，到1990年代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发生的种族灭绝。在一些外部团体(“他者”)的攻击中，受影响的团体变得被动和无助，有时情况还极其严重。在其他冲突中，就像在战争中一样，双方都是积极的，都可能作为受害者受到创伤。

       然而，通常很难区分不同类型的大规模灾难。以1999年8月土耳其发生的地震为例，那次地震造成2万多人死亡。这显然是一场自然灾害，但它也可以被认为是人为的意外灾难，因为许多在地震中倒塌的建筑物没有按照适当的标准建造。灾难发生后，据透露，一些建筑商为了建造更便宜、更不安全的建筑，贿赂了一些地方政府。此外，这次特殊的地震激发了民族感情。地震发生后，来自包括希腊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紧急救援人员赶赴土耳其帮助救援工作。通过公开希腊救援人员的照片和故事，土耳其报纸将希腊人作为一个群体“人性化”，几十年来，他们一直被土耳其人视为“敌人”。事实上，就在地震前几年，土耳其和希腊几乎因为土耳其爱琴海海岸附近的一些岩石(Kardak/Imia)而爆发战争(Volkan, 1997)。虽然这次灾难激发了积极的新的民族情绪，但土耳其的地震表明，我们并不能真正把一些自然灾害的影响同邻近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分开。

共同特征

       所有类型的大规模灾难都具有一定的特征：例如，所有类型的灾难都威胁到受累个体的“基本信任”(Erikson, 1963)，而这反过来又造成了共同的焦虑和社会倒退(Volkan, 2002)。在生命的早期，孩子学会信任他或她的母亲或其他照顾者。反过来，通过内化这种信任，他或她发展出一种广泛性的基本信任。如果我们没有发展出能够拓展至对周围环境以及对建造桥梁的工程师和驾驶飞机的飞行员的基本信任，我们就不能过桥或搭乘飞机。大规模的灾难破坏了我们的基本信任感，并诱发了儿童时期的危险信号(弗洛伊德，1923b)，尤其是对失去母亲、失去她的爱和她所提供的安全感的焦虑。

       在土耳其地震后的两个月里，大约发生了4000次余震。居住在受影响地区的人们的基本信任感遭受到了破坏。毕竟，如果你不能相信你脚下的土地，你还能相信什么呢?利奥•兰格尔（Leo Rangell）(1976)描写了灾难受害者的“地面”和“周围环境”的破坏。对他来说，对土地和/或周围环境的依恋是保持社会稳定状态的精神前提。当地面和周围环境崩塌时，一种对伤害威胁甚至自我毁灭的基本焦虑就会出现。当受到巨大创伤影响的群体成员也有这种基本焦虑时，可能会造成社会倒退。在地震后的第一年里，我在伊斯坦布尔注意到了大群体回归的迹象和症状，比如魔法信仰的增强。例如，许多人建造或想到要建造铁笼来睡觉。他们相信如果再发生地震，铁笼会保护他们。虽然采取或考虑采取这些预防措施所产生的安全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种想法基本上反映了一种广泛存在的魔法思维。铁笼的建造反映了人们的基本信任感受到破坏以及对自体表征受到伤害的焦虑。

      同样，在敌人造成的灾难之后，受影响群体成员的基本信任感被破坏。例如，9•11事件后，因为本•拉登使用飞机作为武器，人们对乘飞机旅行的犹豫反映了基本信任的缺乏。虽然人们确实对现实存在的危险做出了反应，但他们的反应也源于基本信任感受到威胁的焦虑。

        对丧失(人员、土地、声望、财富)的反应和哀悼在所有类型的大规模灾难中都很常见。例如，我们可能会看到任何灾难的幸存者都有幸存者内疚感(Niederland, 1968)。在任何形式的巨大创伤之后，社会恢复的程度取决于对凯•埃里克森(Kai Erikson，1975)所称的“社区组织”的伤害程度。如果这个组织没有被撕裂，受影响的群体很可能会参与“生物社会再生”。这个过程可以用下面威廉姆斯和帕可斯（Williams and Parkes ，1975)的例子来解释: 威尔士阿伯凡村发生雪崩，造成116名儿童和31名成人死亡。五年来，村庄中没有失去孩子的妇女的生育率有了显著提高。

       在六年期间(1963-1968年)，塞浦路斯土耳其人被塞浦路斯希腊人强迫在非人的条件下居住在飞地，这在某种程度上间接地导致了生物社会的重建。他们遭受了巨大的创伤，但社区的组织仍然完好无损，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祖国土耳其能来帮助他们。只要他们有一个以现实为基础的“救世主”——土耳其——这个巨大的创伤就不会撕裂他们的社区组织。阿伯凡的人口数量与增加的出生率“平衡”了丧失儿童的数量，而塞浦路斯土耳其人则在笼子里饲养长尾小鹦鹉。长尾小鹦鹉不是塞浦路斯本土的鸟类，但在这段时间里，成百上千只长尾小鹦鹉遍布四处，家里、杂货店和其他商店里。在其他地方(Volkan, 1979)，我详细描述了这些笼子里的鸟是如何代表“被囚禁的”塞浦路斯土耳其人的。简而言之，只要鸟儿还在歌唱，还能生育，塞浦路斯土耳其人的焦虑就能得到控制。鸟类的爱好是一种共同的防御手段，以抵御他们对灭绝的焦虑。

       群体组织在任何形式的巨大创伤后被撕裂，如果周围没有“救世主”，那么我们可以称之为“生物社会退化”的现象就会发生。也就是说，这个群体处于一种倒退的状态，这种状态引发了某些活动，这些活动抑制了这个社会提高生命质量的活动，并表现出对受影响群体的攻击。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31人当场死亡，但由于辐射暴露导致的疾病，现在的死亡率已达数千人，而且还在继续上升。这种不断增加的生命损失不断毒害着社会，使它处于一种倒退的状态。辐射污染的观念已经持续了好几年。在邻国白俄罗斯，成千上万的人认为自己受到了辐射的污染，因此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幻想中，他们要么阻止要么终止怀孕，害怕生下有先天缺陷的孩子——这与阿伯凡发生的情况正好相反。在白俄罗斯，现在寻找配偶、结婚和组建家庭计划的常规模式都显著地受到这种巨大创伤的严重干扰。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在南奥塞梯首府茨欣瓦利观察到另一个严重的生物社会退化。1992年，在格鲁吉亚共和国从苏联手中重新获得独立后不久，格鲁吉亚人和南奥塞梯人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除了破坏茨欣瓦利及其周边地区的基础设施外，战争还破坏了家庭的活力。战后，许多南奥塞梯的男人们不得不到莫斯科等遥远的地方去找工作。被留在家里的妻子们也不得不去工作，她们被认为是“放荡”的女性，因为她们所从事的工作以前没有女性工人。当她们的丈夫回来后，家庭暴力增加，许多人离婚。在这样的环境下，犯罪和性乱行为激增，青少年和儿童都参与了这些活动。在一个择偶仍然以童贞为关键考虑因素的社会，南奥塞梯男人开始娶越来越年轻的女性，甚至是十几岁的青少年，他们普遍认为女性越年轻，就越有可能仍然保持处女身份。因此，传统的生活方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混乱(Volkan, Makhashvili, Sarjveladze， & Vahip, 2002)。

他人造成的巨大创伤

       虽然所有类型的大规模创伤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一定的特征，但由种族、民族、宗教或意识形态敌人造成的创伤的心理表征影响着受累群体的身份。根据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1950)关于个人核心身份的论述，大群体身份可以被描述为成千上万人之间一种共有的相同感，其中大多数人在他们的一生中都不会遇到，而同时又与邻近地区的其他人共享某些特征。最初，当一个大群体与相邻群体的冲突变得激烈时，属于同一群体的成员之间的联系就会加强。成员对其大群体身份的投入会发生转变，现在这种转变可能取代个体身份(Volkan, 1997,1999a,1999b)。当群体受到压力时，它遵循以下两个原则:(1)保持大群体的身份与敌人的身份相分离;(2)不惜任何代价维持两个大群体之间的心理边界(Volkan, 1988, 1997, 1999a)。此外，当与另一个群体的冲突激化时，一个群体更倾向于将其不想要的方面投射到敌人身上。

      当大群体并不是“相同的”，并且在他们之间有一个“边界”时，这些投射会变得更稳定，因为这样一个群体会感到更安全，不想要的方面会“粘”在敌人身上，而不是回旋飞回来伤害投射的群体(关于边界心理学的细节，见Volkan, 2002)。“边界”的安全有时会导致对敌人不同程度地妖魔化和非人化(Bernard, Ottonberg &Redlich, 1973; Moses, 1990)，以保持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并支持群体身份的凝聚力。在战争或类似战争的情况结束后，这两项原则通常在今后几年或几十年仍然有效。任何干扰他们的事情都有可能导致不得不收回已经被投射的不想要的方面，这带来了巨大的焦虑，反过来，可能会引发新的社会/政治进程，旨在减轻焦虑和保护群体的身份认同。在这种情况下，该群体可能觉得有权利做任何事情来保持其身份。

       当一个群体受到自然灾害的巨大创伤时，从长远来看，那些受到创伤的人和/或他们的后代会转向“命运”或上帝(Lifton & Olson, 1976)来理解和吸收这场悲剧的影响。可能会有无助感，但不会感到屈辱或极度自卑。毕竟，他们的理由是，上帝是全能的，他一定有带来这种苦难的原因，而且人们还需要被爱。被“神性”或“命运”伤害与被邻近的种族、宗教、民族主义或意识形态团体伤害是完全不同的。当一个大群体受到意外灾难的创伤时，“他者”的概念就局限于极少数人，比如没有建造好大坝的工程师，或者使用廉价水泥的建筑商。在今天这个时代，在大多数地方，这一小群“坏人”可以通过法律体系向那些直接受到灾难影响的人进行赔偿。这给了受害者一种继发性获益，有助于消除屈辱感和无助感。      敌人造成的灾难与其他灾难的主要区别在于，敌人造成的灾难会带来极度的羞辱感和无助的愤怒，伴随着令人沮丧的复仇愿望。如果环境不允许受影响群体的成员忍受屈辱，哀悼他们的丧失，并将他们的被动转化为行动，他们的大群体身份就会产生一种共同受害的感觉。被敌人伤害的群体成员把他们未完成的心理任务传递给新一代。这种传播影响了群体的身份。我将回到这个观点，并解释一个群体的祖先所经历的巨大创伤是如何与大群体身份联系起来的。但首先，我将描述大群体如何适应或改变他们社会的各个方面来应对巨大的创伤。

修正和/或开启社会/政治进程

       人们早就知道，自然灾害和意外的人为灾害会引起社会、政治和法律方面的反应。1972年2月的布法罗河灾难就是这样的事件,美国西维吉尼亚山脉的渣坝崩溃使得16个城镇和许多煤营地被数百万加仑的污水和污泥淹没在一个17英里的峡谷里,造成125人死亡。精神分析学家(参见Rangell, 1976)、社会学家(Erikson, 1976)和法律专业人士研究了这一意外创伤的后果。这些研究为受创伤者、他们的社会环境和法律程序之间的相互联系提供了证据。

       在布法罗河灾难发生的同一年，我开始研究大群体对敌人群体造成的创伤的反应。那一年，在塞浦路斯岛的希腊境内发生了一场政变。这场政变之后，自1963年冲突首次爆发以来一直生活在小块飞地上的塞浦路斯土耳其人担心，希腊方面掌权的人会把他们歼灭。但是在1976年的夏天，一支来自土耳其大陆的军队来到了岛上，一场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是该岛事实上被分割成北土耳其和南希腊两部分。在塞浦路斯分裂后的头三年里，我研究了塞浦路斯土耳其人对他们所经历的创伤的社会反应。我的研究主要基于对个体的心理分析访谈。我试图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的精神冲突，以及他们典型的防御手段。我走近他们，就好像他们是寻求精神分析的病人，就好像我是在做一个诊断性的检查。我询问了他们的发展年龄、梦和人格组织。然后我检查了外部创伤(战争)的心理表征是如何与他们的内心世界交织在一起的。当收集这些采访时，一些共同的主题出现了。我意识到，尽管个体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心理差异，但外部事件的巨大规模及其心理表征却产生了共同的反应。正是这些常见反应的集合，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社会对创伤的反应。

       创伤社会的调查者广泛使用的许多方法涉及询问个人对创伤的反应，而不是发现产生这些反应的内部过程。此外，提出这些问题的方式很少提供关于这些过程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存在的信息。这样的方法不会揭示社会对大规模创伤的反应，因为研究者不会想去问一些旨在发现他或她不熟悉的现象的问题。即使研究者注意到一些不寻常的社会现象，问答式的研究也几乎不能说明它的意义。

       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和第三年，我在北塞浦路斯发现了一种社会现象，叫做“瘙痒现象”。塞浦路斯土耳其人形成了一个共同的信念，认为塞浦路斯北部海滩的水域被一种引起瘙痒的微生物污染了。尽管如此，没有人因为担心污染而远离水，卫生当局也从未在水中发现会引起瘙痒的微生物。我采访了很多地区的医生，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是带着瘙痒问题来办公室的。但是关于瘙痒的谣言广为流传，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学家，我熟悉当时可用的关于瘙痒的精神分析调查(见Musaph, 1968; Musaph & Prakken, 1964)：瘙痒可能是被压抑的焦虑、被压抑的愤怒或被压抑的性兴奋的迹象。现在，我试图弄清楚战争结束一两年后，塞浦路斯土耳其人的共同幻想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1974年夏天，土耳其在塞浦路斯北部的海滩上开始了军事行动，当时正值游泳季节的高峰期，塞浦路斯的希腊人和游客蜂拥而至。塞浦路斯土耳其人是被容忍，但使用一块完全不属于他们的海滩是对他们的羞辱。在1974年夏天的军事行动中，这个操场上到处都是尸体，作为一种卫生措施，撒在尸体上的生石灰污迹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春季中期。土耳其军队在这个地方立了一座雕像来纪念那些在战争的第一天倒下的士兵，因此这个地方被死亡、苦难和胜利奉为圣地。战争结束6个月后，我到这个地方实地考察，看到了久已离去的士兵和匆忙逃离的平民的私人物品，成堆的希腊军服、靴子等仍然杂乱地堆放在这里，周围散落着生石灰。父母警告他们的孩子不要捡任何东西，以免他们因为残留的生石灰或身体腐烂的细菌而受到伤害(忍受瘙痒)。        尽管关于瘙痒的谣言可能首先与凯里尼亚附近的北部海滩有关，那里实际上使用了生石灰，但它很可能将心理污染扩散到战后落入土耳其控制的其他海滩。在北部的海滩被清理干净，土耳其人恢复在那里游泳和晒太阳后，贴出了告示，警告有必要报告任何可疑物体的发现。虽然成堆的个人物品和生石灰的污渍都不见了，但它们一定留下了记忆的痕迹。在水中发现绿色塑料碎片也很常见，这些碎片与军事行动后用来运送尸体的尸袋有关。当湿的塑料碎片黏附在游泳者的皮肤上,他/她会将其很快撕开。酒店和其它建筑墙壁上射击的痕迹和残留的弹壳都提醒着一两年前的悲剧，即使仍然听到游泳者欢乐的笑声。尽管这是一个随意的户外娱乐场景，就像在夏天的任何其他海边度假胜地一样，我可以很容易地从他们的笑话和明显琐碎的评论中找到隐藏的含义。一个常见的笑话与小鱼咬游泳者有关。一个游泳的人会对另一个说:“他们太习惯吃人肉了(意思是漂浮在那里的尸体)，他们想把我们吃掉!”这样的话会引起一阵紧张的笑声。我对人们的采访让我得出了以下结论:瘙痒现象似乎源于一个真实的情况，即撒在尸体上的那种生石灰确实会引起瘙痒和灼烧感。即使在石灰消失后，瘙痒仍然是与死者联系的象征，它不仅代表了那些把敌人赶出家园的幸存者们的内疚感(现在生石灰烧了他们自己的皮肤)，而且也证明了幸存者们确实还活着，因为皮肤的感觉很明显。鱼咬人以及绿色塑料的黏附都有助于让人们永远相信“痒”的存在。

       诊断和了解战争或战争样情况后的相似社会/政治进程的方法在入侵科威特后有更系统地投入使用，后来这种方法应用于其他受到创伤的社会(Volkan, 1997)。1993年,我领导的一个心智及人际互动研究中心(CSMHI)团队,对科威特进行了三次诊断性访问，对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年龄段的150余人进行了访谈，以期了解1990年伊拉克入侵事件的心理表征如何在受访者的内部世界回响以及他们是否发起新的或修正性的社会/政治进程。再一次，这些访谈的技术是基于精神分析临床诊断访谈。不难想象，我们发现许多科威特人罹患未被确诊的个人PTSD。然而，我们在这些访谈中强调的不是个体诊断，而是发现社会习俗和过程的变化。       在收集了访谈数据之后，我们在访谈中寻找共同的主题，这些主题表明了共有的看法、期望和对创伤事件所造成的冲突的防御。这些“共同的主题”可能不会像新闻和文化作品中所表现的那样出现在公众意识中，但当我们在许多受访者中观察到它们时，就会发现它们的存在。例如，我们了解到，年轻的科威特男子对伊拉克在占领期间强奸科威特妇女的看法变得普遍起来，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认为所有科威特妇女都受到玷污。我们发现，许多已经订婚的年轻人现在想要推迟他们的婚姻，而那些还没有订婚的人想要推迟寻找伴侣。因为在科威特文化中，被强奸的妇女传统上是被贬低的，这种普遍的看法威胁到了关于结婚年龄的传统。虽然这种转变并没有造成真正的危险，但它确实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焦虑。        我们在解放后的科威特发现了更直接的社会“适应不良”的表现。在入侵和占领期间，许多科威特父亲在他们的子女面前受到伊拉克士兵的羞辱，他们有时向他们吐唾沫，殴打他们，或在他们的子女面前使他们感到无助。当他们的羞辱或折磨发生在孩子看不到的地方时，父亲往往想要隐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父亲们开始疏远与孩子的某些重要的情感互动，尤其是与儿子的互动，以隐藏或否认他们的羞耻感。然而，大多数儿童和青少年“知道”他们的父亲发生了什么，不管他们是否亲眼目睹了这些事件。       在伊拉克占领期间，科威特城的许多校舍被用作刑讯室。然而，当我在这个项目期间访问科威特城时，从学校和其他建筑的情况来看，很难相信仅仅三年前灾难就袭击了那里。除了一些故意留下弹孔作为“纪念”的建筑物，以及通往伊拉克北部的高速公路上仍排列着被毁的军车，这座城市似乎已完全翻新。成年人不会告诉孩子们入侵期间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但孩子们知道，当他们回到翻修过的学校时，这个“秘密”很自然地给他们带来了心理问题。那些很年轻的人——当然，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开始认同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父亲。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一所小学上演的伊拉克入侵故事中，孩子们最热烈地为扮演萨达姆•侯赛因的少年喝彩(Saathoff, 1996)。“向攻击者认同”是一个精神分析术语，描述了一个阶段中孩子向与自己竞争异性父母情感的同性父母的认同(A. Freud, 1936)。在儿童时期，这一过程会导致儿童情感的成长。例如，一个小男孩，通过向父亲认同，将其感知为“攻击者”，而使自己进入男人阶段。然而，在其他情况下，象许多科威特小学儿童一样，向攻击者认同——在这种情况下，萨达姆侯赛因——显然会造成问题。

      在科威特家庭中反复出现“疏远的父亲”的情况，从而在整个科威特社会中开始了新的进程。许多男性儿童在发展他们的男性身份过程中需要向父亲认同，但他们对自己与父亲之间的距离反应很差——例如，导致青少年形成帮派。由于疏远而羞愧的父亲(和母亲)不愿与他们谈论侵略带来的创伤，他们感到沮丧，他们把自己联系在一起，表达了他们共同的沮丧。当然,某种程度的“黑帮”的形成是青少年阶段的正常现象，年轻人放松他们对儿童期重要人物意象的内在连结，通过投资“新的”客体意象以及同伴群体中的成员来扩展其社交和内在生活。然而，在一般的事件过程中，这种“第二次个性化”(Blos, 1979)保持了青少年童年投资的内在连续性。例如，对电影明星意象的“新”投资与对俄狄浦斯期母亲意象的“旧”投资是无意识地联系在一起的。对朋友的“新”投资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与兄弟姐妹或其他亲戚的“旧”的意象有关。羞愧而无助的父母意象必然会使科威特年轻人的“新”和“旧”投资之间的无意识关系复杂化。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其他情况下所发现的那样，当许多父母受到“他者”造成的灾难的影响时，在共同经历创伤的急性期之后形成的青少年团体往往更加病态。在科威特，新的帮派严重参与了汽车盗窃——这是一种新的社会进程，涉及一种在入侵科威特之前基本上不存在的犯罪行为的出现。       CSMHI团队根据其研究向科威特当局提出了一些建议。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政治和教育策略来帮助社会来哀悼其丧失并以一种有助于疗愈两代人之间以及科威特社会内部亚群体之间——如直接攻打伊拉克的群体和从科威特逃跑、然后侵略结束后回来的群体，然而，当我们巧妙地向当局提出我们关于儿童和青少年的调查结果时。我们感到科威特当局希望在没有外来直接参与的情况下处理自己的问题。        在描述对他人故意造成的巨大创伤的第二类社会反应（跨代际传递）之前，有必要注意到，对第一类反应（社会/政治改变）的评估不仅仅是进行深度访谈。我们进化出的一种技术与我所说的“热点”有关。每个受创伤的社会都有热点。它们是国家公墓、集体墓地或纪念那些在创伤中丧失的人或物的纪念碑。与一个遭受创伤的社会的成员一起访问这些地方，可以让调查人员迅速了解这些地点所代表的核心内容。我觉得，在很多方面，对于大群体心理学来说，参观这样的地方就像一个正在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人讲述自由联想的梦一样。两者都可以为隐藏和象征的心理过程提供直接的途径。将受累群体成员带到这些地点(有时甚至是由敌人群体的成员陪同)，往往会使他们内心深处隐藏的愿望、情绪、情感和信念浮出水面。(关于大规模创伤后改良的或新的社会过程诊断的进一步研究，见Volkan, 1999c。)

代际传递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由于敌对群体对社会造成的巨大创伤的持续进展性影响，我们就必须研究代际传递的机制。一个相对简单的代际传递的最著名的例子来自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和多萝西•伯林厄姆（Dorothy Burlingham）(1943)在纳粹轰炸伦敦期间对妇女和儿童的观察。弗洛伊德和伯林厄姆指出，三岁以下的婴儿在爆炸事件中不会变得焦虑，除非他们的母亲或母亲的替代者感到害怕。这反映了孩子的“精神边界”与他或她的母亲和其他照顾者之间的流动性。二战结束后，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有了自己的后代，慢慢地，我们对代际传递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开始意识到，有更多的影响可以从成年人传递给儿童，而不仅仅是焦虑或其它情绪，如抑郁、高兴等。有相当广泛的关于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后代创伤的代际传递的文献。(相关书籍和论文列表，见Kestenberg & Brenner,1996;Kogan, 1995;Volkan, Ast， & Greer, 2002)。幸存者的孩子认同他们的父母，因此表现出一些关于他们父母心理的迹象和症状。由于“认同”的概念在精神分析学和普通大众中都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在这一章中我将不再赘述。相反，我将专注于“存储意象”的概念(Volkan, 1987; Volkan,Ast, & Greer, 2002)来理解代际传递是如何发生的。

       众所周知的“替代儿童”现象(Cain & Cain, 1964; Poznanski, 1972)阐述了这种存储形式:一个孩子死了,不久母亲又怀孕了，第二个孩子活了下来。母亲将她对死去孩子的意象——包括她与孩子的情感关系——“存储”(Volkan, 1987)进第二个孩子的身份发展中。第二个孩子现在的任务是将这个“存储”的意象保存在他或她自己的头脑中，孩子有不同的方式来应对这个任务。孩子可以通过成功地“吸收”已经在他或她体内存储的东西来适应成为一个替代的孩子。或者，他或她可能发展成“双重身份”，经历我们所说的“边缘型人格组织”。或者，第二个孩子可能注定要努力实现他或她心中死去的兄弟姐妹的理想化形象，并变得痴迷于追求卓越。

       同样，受到严重创伤的成年人可能会把他们受到创伤的自我意象存储入他们孩子正在形成的身份认同中。一个看起来适应良好的大屠杀幸存者可能会表现得“正常”，因为他已经把他受创伤的自体意象的某些方面存放入了他孩子的自体中(Brenner, 1999)。因此，他的孩子们现在是那些对大屠杀的恐惧做出反应的人，他们把年长的受害者从他的负担中“解放”出来。与被替换的孩子一样，这些孩子自己对成为受伤父母的自体意象的载体的反应也各不相同，这是因为除了这些存储意象外，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心理构成。       在经历了一个由敌对团体造成的巨大创伤后，受影响的个体会留下相似的(虽然不是完全相同的)因共同的事件而受到创伤的自体意象。当这些成百上千甚至上百万的个体将他们同样受到创伤的意象存放入他们的孩子时，这些意象的累积效应就会影响大群体身份的形状和内容。所有这些存储的意象都与同一创伤事件有关。虽然第二代的每个孩子都有一个个性化的人格组织，但他们都与创伤的心理表征有着相似的联系，以及应对这种表征的相似的无意识任务。共同的任务可能是保持对父母创伤的“记忆”，哀悼他们的丧失，扭转他们的耻辱，或者为他们报仇。如果下一代不能有效地完成它的共同任务(通常是这样)，它将把这些任务传递给第三代，以此类推。这种代际传递在这个大群体的成员之间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看不见的网络。

       根据外部条件，共同的任务可能一代一代地改变职能(Apprey, 1993; Volkan,1987, 1997, 1999a, 1999b)。例如：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共同的任务可能是哀悼祖先的丧失，感受他们的受害。在下一代人中，共同的任务可能是表达对这种丧失和受害的报复感。然而，无论它在特定的一代人中表现如何，保持对祖先创伤的心理表征仍然是核心任务。此外，由于任务是共享的，每个新一代的负担都加强了大群体的身份认同。如本文前面所述，我将这种心理表征称为大群体的“选择性创伤”(Volkan, 1991,1997,1999a)。以开放或休眠的方式，或两者交替，一个选择性创伤可以持续存在几年或几个世纪。每当一个大群体出现新的种族、民族或宗教危机时，其领导人就会本能地重新唤起对过去的选择性创伤的记忆，以便在情感和意识形态上巩固这个群体。       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æ）及其随从在1990 - 1991年塞尔维亚与波斯尼亚穆斯林战争前和1998年与科索沃阿族人冲突前的行为都证明了这种领导作用。重新激活塞尔维亚人的选择性创伤——1389年6月28日科索沃战争的“记忆”——米洛舍维奇和他的支持者创造了一个环境，在该环境中，整个群体与已经生活得相对和平的塞族人，作为南斯拉夫的同胞成为塞族暴力的“合法”目标。随着科索沃战役600周年纪念日的临近，在科索沃战役中被俘并被杀害的塞尔维亚领导人拉扎尔王子的遗体被挖掘出来。在暴行开始之前的整整一年里，棺材从一个塞尔维亚村庄运到另一个村庄，每一站都举行一种葬礼。这次“旅行”造成了“时间崩溃”:塞尔维亚人倾向于认为拉扎尔是前一天被杀的，而不是600年前。对过去事件的感觉、看法和焦虑被浓缩成对当前事件的感觉、看法和焦虑，特别是对苏联衰落和解体之后的经济和政治不确定性。由于拉扎尔被奥斯曼穆斯林杀害，现在的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后来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也是穆斯林）被视为奥斯曼人的延伸，这给予塞尔维亚人，作为一个群体，一个“机会”现在向那些在几百年前羞辱了他们的大团体进行报复。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塞尔维亚人觉得“有权”强奸和谋杀波斯尼亚穆斯林和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关于塞尔维亚人选择性创伤的重新激活及其后果的进一步细节——见Volkan, 1997,1999a)。

治疗性干预措施

       当灾难正处于危机阶段,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世界卫生组织(WHO)、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等国际组织为受累人群所能够做的，当然，取决于当地的情况。对于外部精神卫生工作者来说，进入某些区域可能太危险，除非确保必要的安全水平，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一旦建立了安全，这些精神卫生专家到达现场，他们如何对待受创伤的人，这在诸如卫生组织/难民专员办事处(1996年)提供的手册中有详细的记录。这些手册主要针对受创伤的个人，并没有提及两类社会反应。他们提供有关危机干预方法、放松技巧、酒精和毒品问题等方面的信息。

       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社会对敌人所造成的巨大创伤的共同反应，我们在CSMHI有了这样一个想法:将与创伤相关的变化或新发起的社会/政治进程介绍给受创伤社会的本土精神卫生工作者。土耳其有句谚语说，生活在水里的鱼不知道水是什么。这些心理健康专家没有意识到社会对创伤的反应，因为他们生活在创伤之中。此外，他们也没有关于如何认识和应对由于他们共同的创伤而改变的社会进程的信息。我们希望向他们展示他们周围的水，这些水现在已经被海藻污染，变得浑浊不堪，我们希望这一发现能够帮助我们找到清除水中污染物的方法。换言之，我们希望扩展“预防医学”的概念，包括理解和应对大规模创伤后发生的社会变化。      CSMHI开始参与在格鲁吉亚共和国进行的一项有希望的试验。从1990年代末开始，大约五年来，我们一直在与隶属于第比利斯人力资源发展基金会的格鲁吉亚的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以及茨欣瓦利青年宫和茨欣瓦利人权中心的南奥塞梯教师/心理学家合作，开展一个为他们遭受创伤的社会提供“预防医学”的项目。我们的项目旨在帮助本土儿童保育工作者探索他们自身与1991-1992年战争有关的创伤，以便他们能更好地照顾自己，也许还能帮助防止儿童将所承载创伤的影响带入成年期，并将其传递给未来的后代。90名受到创伤的南奥塞梯儿童每周20或25人一组与指导者会面，指导者检查他们对创伤的反应和他们自己的民族情感，并与敌对组织的成员进行了心理政治对话。CSMHI监督这项工作，并在两年的时间里平均每四个月访问乔治亚州，继续探索照顾者自己的反应。慢慢地，孩子们能够通过“游戏”、绘画和讨论来探索他们自己对创伤的反应。尽管在南奥塞梯很难获得科学统计数据，但坊间的调查结果清楚地表明，这90名通过该项目的儿童——与该地区的许多其他儿童不同——随着茨欣瓦利发生生物社会退化而并没有成为罪犯或青少年妓女。

        然而，我们的项目更进了一步:我们寻求组成“核心小组”，由我们正在与之合作的格鲁吉亚和南奥塞梯护理人员组成，以打破两个小组在每个社区内部的敌对循环。使用“心理政治对话”的概念, CSMHI在与国会议员、政治领导人及其他创伤社会有影响力的成员工作中发展出的一种技术,CSMHI教员组织小组会议，其间看护者探索自己的民族情感、仪式、和对“敌人”的看法,并开始区分对自己和敌人的幻想性期待以及现实的期待。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还召集了来自敌对团体的心理卫生工作者小组进行一系列类似的对话。虽然我不会在这里详细介绍这种技术(参见Apprey, 1996; Volkan, 1997, 1999a, 并且特别是, Volkan, 1999c)，这样的对话可能会成功地在两个群体之间从各自内部产生心理和情感上的愈合。

      五年后，现在说我们是否对格鲁吉亚和南奥塞梯的社会进程和潜在的代际传递产生了重大影响还为时过早(Volkan, Makhashvili, Sarjveladze， & Vahip, 2002)，对于遭受创伤的社会来说，“预防医学”必然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而使用其原则的实验项目仍然相当新。这一试验或任何试验能否进行并发展成一种完善的方法，取决于能否继续获得资金以及政治考虑和“许可”。不幸的是，我们在科威特的工作没有得到地方当局的响应，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这是我想要鼓励的对受到创伤的社会进行“治疗”的主要障碍之一。但是我们太清楚，在它们发展成选择性创伤之前，没有勇气以一种治疗的方式重新打开大群体的心理创伤，将付出怎样的代价。社会对战争或类似战争情况的反应可能在共同创伤之后数年都不会出现，而现在的问题与过去的原因之间的联系往往会消失。社会常常对出现的症状感到困惑，并可能发展出不正确和/或不充分的解释。由于实际原因仍然不明，对抗其影响的努力很容易受挫，甚至可能使情况恶化。将本土精神卫生工作者作为社会变化和代际传递的不良适应结果的“疗愈者”，在理论上是很有意义的。但是，适当的国际组织必须批准和支持这一作法，使它能够得到它完全应得的方法学发展和田野试验的规模。

       虽然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关于个体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知识，但我们需要记住，在种族、国家或宗教敌对之后，整个社会也会发生变化。虽然冲突后的社会变化“附带”于物质破坏、经济崩溃和政治紧缩，但它们共同的心理原因也需要彻底探讨。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应该意识到，他或她所能提供的帮助需要超越对PTSD个案的治疗。外部和本土的精神卫生专业类人员都可以寻求在制定战略方面发挥作用，以打破创伤的代际传递及其恶性后果的代际传递。愿意在该领域系统地与其他学科合作的精神分析学家可以为这种战略的演变提供重要的洞见。

（文章节选自《暴力还是对话？恐怖行动和恐怖主义精神分析洞见》第14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