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整理自Luigi Zoja教授几年前在东方心理分析研究院所做专题讲座：“偏执与妄想：如何面对内心的小‘希特勒’”；经作者授权刊出。

大家好！今天要讲的是在心理病理、心理疾病当中一个很特别、很独特的问题：“偏执狂——疯狂及其历史”。

我在这个世纪初的时候住在纽约，大家都知道，在2001年9月11日发生了“911”事件。如果大家熟悉“偏执”这个词语及其背后的含义，那么应该知道恐怖主义所引发的和他们内在的这样一种恐惧、一种偏执是具有传染性的，所以事件发生后，美国人变得非常偏执，媒体的报道也开始变得有一些偏执，甚至有一些我的同事，他们也都是荣格分析师，也变得偏执起来。

在这样一种偏执情绪下，人们开始相信谣言，而不是事实。

一个人如果告诉我他有近视，那么我会想办法去帮助他，但我不会因此也患上近视；同样，如果我告诉你我有抑郁，你也不会因此变得和我一样抑郁。但是偏执是不一样的，它具有传染性，比如说我有妄想和偏执的意念，告诉你之后你也会变得偏执。

一般的心理疾病只会对个人产生影响，而偏执则会影响整个集体，感染到整个社会，所以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试图从一种历史学或心理疾病的角度去研究偏执，发现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德国人在一战之后的表现。德国在一战的时候战败了，但是当时还是在国外，并没有像其它战争中的国家军队那样，战败之后回到自己的领土。一战之后，德国人认为他们的失败是由于阴谋造成的，这种情况对于偏执来说非常困难，因为这样的谣言是无法被确认的。

当时，德国的军队面临三个与战争有关的因素：一是美国投入到战争中；二是德国的联盟瓦解了；三是英国阻断了海上的交通与往来，导致德国无法获得补给，军队对统治者说：“我们坚持不了一个月了”。这个时候，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家就利用这种氛围制造谣言，说这是由犹太人的阴谋造成的。

在这里，大家能看到个体的妄想和集体的妄想是有区别的，比如，昨天我们督导的个案的妄想是个人层面的，但是在一种集体或者整体的不安全感等特定氛围中就会变成集体的妄想。

在战争后，德国面临着巨额的军事赔偿，赔偿几乎是整个国家生产总值的百分之百，之后民众就产生了巨大的整体性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就像是去饭店点餐的时候，在没有吃饭之前就要付款，但因为通货膨胀，你不确定吃完饭之后你要付多少钱。

虽然说希特勒的这些看法是很不合理的，但是民众在偏执和妄想的影响下，他们需要的不是事实，而是能帮助他们摆脱当下困境的意念。

大家可能会熟悉，在一些中国神话中也有类似的意识，尤其是史前意识，这样的意识其实是深植于我们内心的，这些意识虽然不是遵循理性的，但是它能帮助我们建立一种内在的功能。

在这一系列的史前意识当中，尤其是跨文化的普适的意识形式中，有一种仪式从原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即使那个时候人们还没有文字，那就是替罪羊仪式。

当时的人主要是依靠农业和牧业生存，依靠农业的人可能会在某一年遇到天灾，收成欠佳；一个人去打渔，但是总打不到鱼……

那个时代是没有科学的，无法解释这样的问题，于是，人们会试图用一种黑魔法去解决问题：

人们往往会找到一个人或者一个动物为这种灾难负责，这个动物或者人可能会被驱逐，也可能会被杀死，通常会是山羊，因为山羊的犄角很像神话中的魔鬼。

原始人通过举行这样的仪式，来获得心理安慰，虽然它不具有科学性。

埃及一座距今4400年的墓穴内的壁画|来源：ABC

在替罪羊的仪式中，

有两个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它找到一个阴影，通过这样的仪式祛除了这个阴影，集体的压力减轻了，集体重新变得团结；

第二，如果大家怀疑在集体中存在恶魔的替身，大家便会互相怀疑，造成不信任感，而替罪羊的出现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这两种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在现代社会，这种仪式也会出现。希特勒宣扬他的信念过程时也是完成了替罪羊仪式。

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中的表现就是这样的过程：首先找到犹太人作为替罪羊，然后希特勒通过投射的机制，通过分裂的方法，把恶投射在犹太人身上，而自己是完美的。

回到偏执的主题，总结两点：

1.偏执是集体的问题，而不是个体的问题，并且反映在历史当中，因为历史本身就是疯狂的、邪恶的，所以才会存在偏执；

2.偏执不仅仅是医学上、临床上的问题，更是一个道德问题，因为它涉及到恶，我们每个人都有恶的一面。

刚才我们提到的希特勒，可能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他痛恨别人、反对别人，偏执是一种反心理学的机制，因为它总是将内在的恶投射在外部。而心理学要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外部的问题，还有内部的问题，偏执不会让我们看到自己内在的恶，而是将这个过程简化为将所有的恶投射在外面。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那就是偏执会提高人的社会地位，而像抑郁之类的心理疾病则会影响到人的社会地位。

我的一位意大利同事写过一本关于“宗教的启示与偏执的关系”的书，发现神圣感的获得，在某种程度上与偏执心理的过程有相同的形式。在精神科的研究中也观察到了极端的偏执人格的精神结构，发现他们偏执的意念非常深刻，已经成为他们所有意念和想法的奠基石，这样的偏执类似于宗教信仰的虔诚。

希特勒曾经在自己的书中激情高昂地描述了自己痛恨犹太人的理论，这些理论来自于他的幻觉，他看到了一个穷困潦倒的犹太人，便认定这个人是与他不同的人，他是一个别人，通过这样的方式便形成了他痛恨犹太人的理论。

希特勒痛恨犹太人的想法已经成为了他人格的奠基石，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样偏执的想法是非常深刻的。当这样的意念已经根深蒂固的时候是不可以被商讨的，而且在整个社会体系当中，新闻的传播会帮助这种错误的信念进一步传播。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偏执如何影响我们的集体，尤其是在社会不稳定的情况下。比如，在战争期间，这样的偏执就成为了战争的规则，因为所有的信息都来自官方或军方，我们独自不能获得信息。在这样的主导下，人们便会出现偏执的意念，比如你的邻居或者邻国便会因此成为你的敌人，这是一种极端的简化。

欧洲哲学中有一个关于疯狂的力量的论述：当两种文化或两种人群对峙的时候，出现第一个死亡的人的这一时刻是很重要的，当一个人被杀之后，杀人的合理性就会得到确认，会传播到其它的杀戮行为当中，这些杀戮行为也会被合理化。

在神话当中也能看到类似的例子，特洛伊与希腊发生了战争，持续十年，在第九年的时候，有两个人开始思考这样互相杀戮到底是为什么，觉得战争没有必要，就结束了战争。可是，后来一个弓箭手杀掉了这两个人中的一个，战争再次爆发。

我们可以看到，在群体当中，偏执是非常容易被引发的，局势本来是平衡的，突然失去了平衡，这种时刻就很难再恢复平衡了。

往往在集体偏执的引发与终结的过程中，信息传播的渠道是很关键的，它既能够帮助我们终结偏执，也能帮助社会去传播偏执。当集体的偏执发生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具有批判精神。

在西方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文艺复兴时期，当时用印刷术去传播各种各样的信息，这可能是西方最重要的一次革命，信息以一种简单的方式传播。

上个世纪初，信息通过纸质的媒介来传播，后来又出现了其它的传播方式，可以看到媒体是如何从个人化的媒体变成大众的媒体。

通过简单的媒体，信息传播的范围较小，而当更高级的信息传播方式出现后，信息被很多人接收到，信息在转变为大众信息的过程中不断地被简单化。

19世纪，美国开始出现大范围传播的书籍与报纸，报纸的印刷变得简单，信息越来越简化，标题越来越简短，最直接的简化方法就是在标题中写下人的名字和事件。替罪羊仪式出现了，助长了偏执想法的蔓延——读者是无辜的，而报纸上出现的人要负责。

以欧洲为代表，在上个世纪的上半叶曾经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在那个时代，偏执的意念是非常坚定的，我称它为“硬偏执”时代，上个世纪的后半叶我称它为“软偏执”时代。偏执仍然存在，表现在报纸以一种夸张的方式报道犯罪，让很多人认为自己是好人，其他人是坏蛋。

今天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在欧洲已经杀死了200个人，也许这个数字在人们看来是非常多的，但事实上还不如欧洲一个星期交通事故死亡的人多。人们注意到恐怖主义，因为这种犯罪是可以被偏执化的，能指出罪犯在哪里，而我们是无辜的。

更为严重的环境问题和污染问题使更多人受到了威胁，却没有受到媒体大量的报道，因为这是更复杂的问题，是难以变得偏执的一个问题，也很难为这两个问题轻易找到替罪羊，几乎每个人都在使用汽车，每个人自身都需要为这两个问题负责。

注：文章转自公众号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